别只看我骂得痛快
夫人张香华告诉记者，柏杨从小没有母亲，连自己生日都不清楚，此前曾把逃难到台湾的那一天定为生日，后来又把1968年3月7日因“文字”入狱之时定义为“第二次出生”。对那段苦难，他认为是自己的成就，且“不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受苦的人”，“这是民族的灾难，时代的灾难，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。”
■把逃难到台湾那天当作生日
在台湾，柏杨是成名于杂文的“第一人”，但他却说“杂文无用”———“杂文会讲极端的话，破坏性太厉害，但建设性不够。”据张香华介绍，柏杨的杂文读者，常常只觉其“骂得痛快”，让柏杨觉得很感伤。“柏杨说，‘我不是在骂街，只是在用心把问题呈现出来’；‘我不是想让你痛快，是想让你不痛快，你不能只体会到痛快’。”
在柏杨眼里，“中国，只有一个。”他移居台湾 在柏杨眼里，“中国，只有一个。”他移居台湾半个多世纪，虽鬓毛已衰，但乡音无改，开腔便是河南口音，自称到老都会做家乡烙饼。
台湾“光头”凌峰，因1987年拍摄纪录片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与之结识。他昨天对记者回忆：“上世纪80年代，柏杨就说中国是会万马奔腾的。10年过去，他再和我谈，还是‘万马奔腾’，但加了一句，‘中国基本上已没有恐惧，只有残余的恐惧’。”柏杨曾于1988年、1993年、1998年三次回到祖国大陆，常为大陆变化而欣喜。“哪怕是去医院看急诊，发现服务态度好，都能让柏杨倍感宽慰。”
■“无论李敖骂他多少次，从不还口”
和张香华1978年的婚姻，是柏杨第五次结婚。老友孙观汉曾这么总结“柏杨之爱”：“宁愿为了爱而失恋，而不愿因为失恋而不爱。”柏杨重情，
“一叶一木皆关情”。2006年，柏杨把自己的57箱手稿等物品赠送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，其中不少是读者与柏杨的通信。2002年，恩师吴文义九十大寿，年过八十的柏杨还为恩师磕头拜寿。
生活中的柏杨，毫不见笔下的犀利，是个“老好人”。凌峰告诉记者，因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与之结识后，柏杨就成为了他家的“门面”。“夫人贺顺顺出书，友人王洛宾来访，他总是一邀便来。”凌峰告诉记者，柏杨宽厚，从他对李敖的态度也能看出来。“这么些年，李敖骂他不下十次，他从不还嘴。我们私下提及，他也不做评说，只摇摇头而已。”
对柏杨此生的遗憾，张香华说：“在台湾，他没有一般家庭中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，我想他有失落。”凌峰说，“柏杨1949年去台湾之前，曾在孤儿院收养了一个养女。他当时跟孩子说，爸爸去去就回来，没想到一直没再回来，他一直内疚不已。后来，柏杨通过电视屏幕看到女儿已是年过花甲的老太太，老泪纵横。”
